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在城区开始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据美国国家档案馆1994年9月9日解密公布的1934年7月-1938年7月档案,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1938年1月17日致日本驻美使馆电提到:“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女及其对平民的残酷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内继续发生。”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所撰英文著作《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中写道:“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30万人遇难只是下限数字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1937年12月13日发生在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万人;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数万人在火刑柱上被烧死;还有帖木儿,他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在1400年和1401年在叙利亚修建了两个头骨塔……但相比之下,当年的日本人则大大超过之。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殒命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长度可以从南京一直绵延到杭州,他们流出的血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把他们的尸体一个一个堆砌在一起,可以和74层大楼相比高。
遇难者300000,面对这一数字,所有的中华儿女都会为之心痛,为之气愤,为之警醒!30万的数字如何得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了这样三种确切可靠的算法:
算法一:1946年1月19日设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而日本战犯太田寿男的供词中清楚记述:日军在进行凶残的大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其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者尸体毁尸灭迹,被处理的尸体总数达15万多具……将这两个数字相加,所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5万;
算法二: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算法三:根据埋尸记录:慈善团体埋尸18.5万,日军埋尸、毁尸15万,伪政府和个人埋尸4万。将这三方面的数字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7万。
可以看出无论哪一种算法均表明,30万只不过是下限数,实际上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数字远远超过30万。
大屠杀事件簿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后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南京大屠杀著名外籍证人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激起了几乎所有当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愤慨。他们或通过书信,或直接向当时的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书,强烈抗议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的证言,为人们勾画出日军屠城时的惨景。日后,这些正义人士的一些记录也为控诉日军野蛮行为留下了足够的证据。
《纽约时报》记者坦丁
1937年12月18日,日军攻陷南京5天以后,《纽约时报》以南京事件: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为题,披露了侵华日军在攻入南京5天后所犯的暴行,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坦丁在南京1天之内就曾亲眼目睹了3起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惨景。他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慨,随即奋笔疾书,写出了第一篇揭露日军暴行的详细报道,并前往武汉将电文发出。12月22日,坦丁又向国内发去了电讯稿,进一步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一系列血腥罪状。
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1908年到中国,1931年起任德国西门子洋行驻南京办事处经理。日军攻陷南京后,拉贝在竭力保护中国难民的同时,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当年日军的暴行。1996年,尘封已久的《拉贝日记》在德国被发现,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让我们读几段《拉贝日记》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到了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12月18日,晚上6时,几个日本兵爬过院墙的时候,我正好撞见了他们。其中一个已经脱下了军装,解下了皮带,正企图强奸难民营中的一个姑娘。
罗伯特·威尔逊
南京沦陷时,美国人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在缺乏水电供应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地救治了李秀英等一批遭受日军枪击、刺伤、强奸的中国受难难民。威尔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7年12月18日,今天标志着当代的但丁的炼狱已进入第6天,这是用鲜血和强暴的大写字母写成的。整批整批的人被杀戮,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忍、淫欲和野蛮现象。今天我收治了一位有三处炸弹孔的男人,他是80人中唯一的幸存者,80人中包括一名11岁的男孩。
明妮·魏特琳
1937年12月1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对日军在南京的行为作了这样的记述: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讲,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这将破坏未来与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而且将永远失去今天居住在南京的居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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